中世纪欧洲最荒唐的岁月：几十万人被当成“女巫”烧死，真相让人背脊发凉

中世纪欧洲最荒唐的岁月

很多人一提到欧洲猎巫，脑子里先冒出来的，是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女人被绑上火刑柱的画面。但把史料摊开看，真正让人背脊发凉的，不是传说里的夸张数字，而是另一种更冷的现实。今天学界更常见的估算是，欧洲近代早期大约有近100000人因巫术被起诉，其中约40000到60000人被处死，75％到80％是女性。也就是说，人数远没有流言里那么离谱，但已经足够说明，一个社会完全可以用法律、宗教和舆论，系统性地把普通人变成可被消灭的对象。更关键的是，这场灾难的高峰并不在严格意义上的中世纪，而是在1450到1750年之间，尤其集中在1580到1680年。看到这里，值得先关注一下，因为很多人连时间都记错了，后面的真相才更可怕。

这场猎杀不是凭空爆发的。1484年，教皇英诺森八世发布敕书，公开承认德意志地区巫术威胁，并授权宗教人士加紧清查。紧接着，1486到1487年前后，女巫之锤问世，这本书后来成了猎巫时代最臭名昭著的手册之一，把民间迷信、神学恐惧和办案方法捏成了一整套话术。到了1532年，神圣罗马帝国颁布加洛林纳刑法典，把巫术列入重罪，并把酷刑逼供纳入合法程序的一部分。问题从这一刻起就变了。原来只是乡村里的流言，开始有了官方语言、司法入口和制度背书。

真正的荒唐，不在于当时的人相信魔鬼，而在于他们把无法证伪的东西，变成了可以定罪的证据。有人家里牛死了，怪女巫。有人庄稼歉收，怪女巫。有人孩子夭折，怪女巫。小冰期从14世纪早期延续到19世纪中期，北半球年均温度相较1000到2000年的平均水平下降约0.6摄氏度，欧洲多地出现寒冷、歉收和物价震荡。巴伐利亚历史词典提到，南德1610年代到1620年代因歉收导致谷物和葡萄酒价格猛涨，货币也在1620到1624年间严重贬值。当天灾、战争、通胀和宗教冲突撞在一起时，社会最需要的不是证据，而是替罪羊。女巫，恰好成了那个位置上最方便的人。

所以，猎巫从来不是一群无知村民的突然发疯，而是一套可以自我繁殖的机器。先有怀疑，再有传唤；传唤之后上刑，上刑之后就会有口供；口供一旦出现，又会牵出新的名字。德国耶稣会士弗里德里希 施佩在1631年匿名出版刑事警告，痛批这种办案逻辑，因为在酷刑之下，几乎任何人都会认罪，也几乎任何人都会指认别人。更早一点，医生约翰 魏尔在1563年出版论恶魔的诡计，明确提出很多所谓女巫其实并没有超自然能力，她们更像是被幻觉、疾病和社会偏见吞没的人。问题是，当一个时代需要恐惧，清醒的声音往往最先被淹没。这里也提醒大家关注，历史里最危险的时刻，往往不是没人反对，而是反对者根本压不过制度本身。

看几个具体案例，就知道这种机器有多残忍。特里尔猎巫发生在1581到1593年，仅已确认的处决人数就约368人。到了弗兰肯地区，维尔茨堡和班贝格在1626到1631年前后进入疯狂阶段，巴伐利亚历史词典给出的数字是，这两地分别大约处决了900人和1200人左右。维尔茨堡案中，至少49名12岁以下儿童被确认处死。班贝格案里，市长约翰内斯 尤尼乌斯在1628年从狱中写给女儿的信，已经成了欧洲猎巫史最著名的证词之一，他反复表示自己无罪，只是被酷刑逼到认罪。也就是说，火刑柱上不是只有社会边缘人，连官员、神职人员、儿童和城市精英都可能在下一轮变成猎物。

英伦三岛也一样。苏格兰1563年通过巫术法，直到1736年才废除，而且这部法令把行使巫术和向女巫求助都视为可判死罪的行为。爱丁堡大学的苏格兰猎巫调查数据库已经收录了3837名被指控者，网站明确说这还不是绝对完整数字，但已相当接近真实规模。英格兰那边，1612年的彭德尔案共有12人被控，11人受审，最终10人被绞死。到了1644到1647年英国内战期间，马修 霍普金斯以所谓猎巫将军身份活跃东英吉利地区，靠巡回指认和审讯把恐惧进一步商业化、职业化。你会发现，所谓猎巫，并不只是宗教狂热，它还可以是一门生意，一种政绩，甚至一种地方权力秀。

很多人以为，受害者几乎清一色是女性。实际情况更复杂。多数确实是女性，但不是全部。布里坦尼卡指出，被处死者的主体是女性，但并非只有女性。德国大案里，男性、神父、市政官、儿童都曾被卷进来。为什么女性比例特别高？因为在那个时代，贫穷、年老、寡居、懂草药、性格强硬、和邻里不合、没有男性家属保护，都会让一个女人更容易被贴上危险标签。换句话说，被杀的表面理由是巫术，真正被清算的往往是一个人脱离了社会期待。这个逻辑一点都不神秘，它就是对弱者的结构性围猎。

更让人发冷的是，猎巫并不是越古老越严重，反而是国家能力上升、文书制度更完整、司法程序更细密的时候，杀得更系统。人们总以为现代化天然带来文明，但猎巫史提醒我们，组织能力一旦服务于偏见，伤害会比民间私刑更高效、更合法、更难反抗。法庭、记录员、证人、税吏、狱卒、行刑人，人人都像是在依法办事，结果却是把谣言包装成真相，把恐惧盖章成判决。历史最寒的地方就在这里，作恶的人不需要觉得自己在作恶，他们只要觉得自己在执行程序。

这场疯狂并不是突然被良知终结的。它是慢慢退潮的。一方面，像约翰 魏尔、弗里德里希 施佩这样的人不断拆穿酷刑与口供的荒谬；另一方面，司法标准提高、中央权力加强、地方乱审受到限制，也让大规模猎巫越来越难维持。1736年，英国议会废除英格兰和苏格兰相关巫术法。可即便如此，欧洲所谓最后一名因巫术被处死者安娜 戈尔迪，仍在1782年的瑞士被处决。你看，制度退场并不代表偏见立刻消失，理性赢了也不代表所有人都得救。看到这里，建议再关注一下，因为这正是历史最有现实意味的地方。

所以，所谓中世纪欧洲最荒唐的岁月，真正让人背脊发凉的真相，不是简单一句女巫害死人，而是一个社会在危机里如何寻找替罪羊，又如何把这种寻找变成一整套可以复制、可以扩张、可以让无数普通人参与其中的机制。它会借用宗教，会借用法律，会借用舆论，会借用邻里间最琐碎的怨气。最后，站在火堆旁边的人，未必都是疯子，他们可能只是习惯了把别人的不幸解释成自己的安全感。猎巫史最该被记住的，不是荒诞，而是便利。因为一旦一个时代开始相信，社会的问题只要找出一批坏人就能解决，那么下一个被拖出去的人，随时可能就是昨天还在围观的人。